漕船水手以集體工資自建互助基金

清代沿大運河運送漕糧的漕船水手，一年收入不過一兩至二兩銀，屬於季節性工作，毫無僱主福利，且往往遠離家人與原籍的支援網絡；在那個年代，國家對任何一種勞動者都不提供社會保險。水手若在航行途中生病或死亡，或家中在他外出期間斷了收入，便求助無門。

指望朝廷或私人恩主來照顧水手並不現實——漕運水手是可替換的季節性勞動力，不是任何官員有理由保護的群體。水手唯一擁有的資產，就是彼此，以及他們已經賺到、卻分散在數千名各自貧困的工人手中的工資。

水手們以明代羅教弟子在杭州漕船碼頭附近所建的庵堂為起點，建立起完全靠每年強制提撥、從自己工資中集資的庵堂。這筆基金由受信任的庵堂首領管理，用於支付航運季節之間的住宿、生病水手的醫療，以及亡故者的喪葬費用與墓地——這是一套純粹由被保障者自身工資建立、僱主與國家均未出資的保險。到雍正年間，這個網絡在浙江已發展到約七十座庵堂。

將強制提撥的工資集中為庵堂管理的基金，用以支付住宿、醫療與喪葬，把分散的工資轉化為自有的福利體系。

強制提撥確保每位水手都出資，因此即使個人工資微薄，基金仍有穩定財源。

由受信任的庵堂首領管理基金，減少舞弊，並確保給付能送到生病或亡故水手的家屬手中。

庵堂在季節之間提供住宿，使水手聚集在一起，鞏固了互助網絡。

國家後來對其加以收編並取締，顯示這個網絡既有實力也構成威脅，證明它填補了真實的空缺。

當收入太低、商業保險無法承擔時，由成員共同提撥一筆固定的強制款項，並交由受信任的人管理，便能涵蓋國家與僱主所忽視的風險。

到1727年（雍正五年），這套制度已龐大且有組織到浙江巡撫李衛將庵堂正式改設為官府監督的「水手驛館」的程度；這是試圖收編、而非拆解一個切實運作的互助網絡——而這個網絡，國家本身從未建立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