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粮船工靠互助会自建福利基金

清朝时期，沿着大运河运送漕粮的船工每年仅挣一二两银子，工作季节性，没有雇主福利，而且往往远离家乡和亲友，在政府不为劳动者提供任何社会保险的时代，一旦生病或途中死亡，或家中亲人失去收入，他们便求助无门。

指望朝廷或私人施舍并不现实——漕船船工只是季节性的可替代劳力，没有官员有理由去保护他们。船工唯一的资产就是彼此和他们已经挣到的工资，这些工资分散在数以千计的个人船上。

从明朝罗教弟子在杭州粮船码头附近建立的会馆开始，船工们建造了庵堂，完全依靠从他们自己工资中强制缴纳的年费来资助。这笔基金由一位受信任的会馆负责人管理，用于支付运输季节之间的住宿费用、生病船工的医疗费用以及死亡船工的丧葬费和墓地——这种保险完全由参保船工的工资构成，没有雇主或国家的任何贡献。到雍正年间，这个网络在浙江扩展到大约七十个庵堂。

将强制缴纳的工资份额集中，由会馆管理，用于支付住宿、医疗和丧葬费用，把零散的收入变成了自有的福利体系。

强制缴纳确保每个船工都出资，因此即使个人工资很低，基金也有稳定的资源。

受信任的会馆负责人管理基金，减少了欺诈，确保赔付款能送到生病或死亡船工的家庭。

会馆在季节间提供住宿，使船工聚在一起，加强了互助网络。

国家后来的收编和打压显示了该网络的力量和威胁，证明它填补了真正的空白。

当收入太低，商业保险公司不愿承保时，由成员固定缴纳一部分工资，由信任的人管理，可以覆盖国家和雇主忽略的风险。

到了1727年（雍正五年），这个体系已发展得相当庞大而有序，以至于浙江巡抚李卫将这些会馆正式转为官府监督的“船工会”，试图收编而非拆除这个国家从未建立却行之有效的互助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