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將碳稅與所得稅減稅綁定

到了1980年代末，經濟學家普遍認為，對碳排放定價是減少排放最有效率的方式——但任何提出對燃料與能源使用課徵新稅的政府，都面臨一個明顯的政治難題：直接開徵碳稅，在選民與產業眼中就是單純增加成本，無論其環境邏輯多麼合理，都很可能立即招致反對，批評者也能言之成理地主張這會拖慢經濟成長。

瑞典1991年的稅制改革，在國內被稱為「grön skatteväxling」（綠色稅制交換），其設計是一整套配套方案，而非單獨一項碳稅。這項改革在引入二氧化碳稅的同時，也將最高邊際所得稅率從80%降至50%，企業稅率從57%降至30%，並擴大企業稅基，同時將資本所得稅統一為30%。

瑞典政府並未把碳稅當成孤立的新負擔提出，而是在同一立法包裹中，將其與所得稅及企業稅率的相應調降配套——最初的二氧化碳稅定為每公噸250瑞典克朗（約26美元），取代了既有能源稅所收取的一部分，而整體改革意味著稅負從勞動與資本所得轉移到碳排放上，而非單純在既有稅負之上再加一層。選民或企業主在經歷這項改革時，看到所得稅下降的同時，也看到一項新收費出現。

將碳稅與相應的所得稅減稅綁定

選民評判政策看的是對個人的淨影響，而非抽象目標。

同步減稅使多數納稅人的整體負擔維持不變。

將敘事從「成本」重新框定為「交換」，降低了政治阻力。

以稅收中立為框架，使碳稅在政治上得以存續。

在引入新成本時，將其與明顯可見的抵銷性利益綁定，使其被理解為一項交換，而非損失。

1990年至2018年間，排放量下降27%，而人均GDP成長超過50%，即使碳稅到2020年已從每噸26美元升至126美元。瑞典的碳稅成為全球最常被引用的案例之一，用以說明將碳定價與稅收中立的稅制改革相結合；其後到2020年，瑞典的碳稅率達到世界最高，而其GDP成長與排放之間的「絕對脫鉤」已由世界銀行記錄，並在國際氣候政策設計的討論中一再被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