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票号以身股使伙计成为合伙人

清代票号需要能够经营距离总号数百英里分支机构的经理和伙计，他们被信任掌管巨额资金且无实时监督——但最能干的人选很少是那些有资本投资的人。仅从能入股的人中招募会缩小人才库至富人阶层，而支付固定薪水则使分号经理与票号兴衰成败无关。

山西的商人银行家将所有权本身一分为二：银股是出资者拥有的，身股是劳动者挣得的。学徒先服务数年无薪，再领薪数年，然后才有资格获得一小部分身股，这身股在数个多年核算期后逐步增长——直到数十年后，一个从未拥有企业分文的伙计可能获得与创始家族同等股息的待遇。

山西票号的所有权分为两种股份：银股，由商人股东出资购买；身股，由不出钱且不承担亏损责任的经理和伙计挣得。一个经过多年无薪和低薪工作而幸存下来的学徒可以被荐举获得一小部分身股——最低可能只有完整股份的十分之一——在多个多年结算期后逐步增长，直到持有人与资本股东平分股息。

将所有权分为资本购买的银股和服务挣得的身股，让伙计无需现金或不承担亏损责任即可获得不断增长的分红股份。

身股支付与业绩挂钩的实际股息，使伙计获得越来越多的利益。

多年兑现和离职作废使离开成本高昂，从而留住人才。

不承担亏损让穷但有才的伙计感到有吸引力。

扩大了人才库，使之超离散权阶层，提高了分支机构的管理质量。

当人才没钱入股时，创造一种由服务挣得并按年兑现的第二类所有权，以在不对资本造成稀释的情况下激励忠诚。

这种分离使无资本员工能获得与投资者同等的分红，使银行中最有能力的非所有者与公司命运一致，而无需动用现金储备。在票号行业中这大约成了百年标准做法，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后行业崩溃。研究该模式的经济史学家认为其结构是现代利润分享和员工持股计划的真正先例，而不仅仅是类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