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通过给予捐献者移植优先权提高器官捐献同意率

每个运行捐献者注册制度的国家都依赖同样的宣传：出于利他主义注册，因为某天可能会拯救一个陌生人的生命。在这种宣传下，以色列的注册率和家庭同意率落后于欧洲大部分地区，而该国的移植等待名单不断增长。

心脏移植外科医生雅各布·拉维与经济学家阿尔文·罗斯和贾德·凯斯勒合作，推动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激励机制：不要求人们无偿给予，而是将捐献者身份与具体的回报挂钩——如果角色互换，捐献者将获得优先权。

以色列2008年的《器官移植法》（优先分配于2010年生效）给予注册捐献者——以及等待三年后的他们的直系亲属——在移植等待名单上的额外优先积分，如果他们自己需要器官的话。任何已经捐献过器官的人，或者其直系亲属成为遗体捐献者的人，立即获得最高优先权，无需等待期。对公众的宣传从“帮助陌生人”转变为“这个名单偏爱已经注册的人”。

给予注册捐献者及其亲属移植等待名单上的优先积分，将利他主义转变为一种带有个人利益的互惠安排。

互惠给了人们一个自私的理由去注册，而不仅仅是道德上的。

优先积分使好处变得具体和个人化，增加了动力。

在利他主义宣传失败的病床边，这个机制发挥了作用，提高了家庭同意率。

它不需要新的基础设施，只改变规则，成本低。

对于互助池，将参与与具体的未来利益挂钩，而不是仅仅诉诸利他主义。

最清晰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数字中更难的那个：死后家属对捐献的同意率，这是大多数注册活动即使死者携带捐献卡也会失败的地方。同意率从2007年的约42%上升到2016年的62%。在2011–2013年的宣传推动期间，捐献卡注册量激增，但后来趋于平稳，以色列的整体遗体捐献率——2016年约为每百万人10例——仍然落后于大多数西欧国家，因此这项法律在病床边改变家属行为的程度比改变全国捐献率更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