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撤掉仲裁员的折中权，让造假报价不再划算

谈不拢的劳资或商业纠纷，常常送到仲裁员手里——仲裁员听取双方立场后作出有约束力的裁决。而在实务里，面对两个针锋相对的价码，仲裁员多半落在两者之间，这个路数双方都心知肚明。一旦这种预期成了共识，问题就来了：一方要是真的报出公允、克制的价位，等于白白让地，因为仲裁员最终的折中结果，仍会被对方的极端报价往那边拽。

劳工经济学家 Carl Stevens 研究了这个机制，在 1966 年的一篇论文里指出：传统仲裁非但没有促成诚实谈判，反而是在拆它的台——既然知道必有折中，双方都有十足理由做姿态，而不是好好谈。

Stevens 提出「最终报价仲裁」：仲裁员不再听双方各执一词、再定一个自己觉得公平的方案，而是只拿两个数字——双方各自报出的最佳最终价——并必须在两者中整个选一个，没有任何折中或各让一步的权力。

撤掉仲裁员的折中权，逼他二选一，极端报价成了累赘，双方反而争着报合理价。

因为最终报价仲裁里，仲裁员只能整体采纳某一方的数字，极端利己的报价就从优势变成了负担——它反衬出对方报价的稳健，增加仲裁员选反的概率。

这同时把双方的动力扭向收敛于真正合理的数字，而这两份接近的报价又让很多纠纷在听证之前就谈拢——双方都能看到合理的对方报价离自己有多近。

只要调解人或决策者被预期会在两个立场间折中，双方就有动力先报一个虚高拉偏杠的价位——把决策者的折中权整个撤掉，逼它在两个真实报价间二选一，动力就反过来：想赢，唯一办法就是报那个更合理的数字。

大联盟在 1973-74 赛季引入最终报价仲裁，沿用至今：报价太离谱会整体输给对方那个更像样的数字，所以多数立案纠纷在听证前就谈拢。2022 年洋基与 Aaron Judge 的薪资纠纷——洋基报 2100 万、Judge 报 1700 万，以 1900 万谈定——正是 Stevens 1966 年预言的应验。 最终报价仲裁（又称「棒球仲裁」）早已走出棒球，扩展到商业合同纠纷、公共部门劳资谈判等众多领域——凡是需要中立第三方调停、又怕它无意中奖励最极端那一方的场合，都用得上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