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印度法律使行会成为法律人格

古印度的商人行会面临一个任何比其个体成员存续更久的组织都会遇到的结构性问题：由某位特定商人签署的契约，或以某位特定成员名义持有的财产，在该人去世、退出或违约的那一刻便产生法律上的不确定性——与个人而非集体实体绑定的义务和资产无法可靠地转移或存续，而行会成员的自然更替又不可避免。将每一份契约都视为个体商人之间的协议，使行会实际的商业关系在法律上十分脆弱。

古印度法律传统没有继续让每一份契约、债务和财产主张都经由具名的个体成员来处理，而是承认śreṇi——行会本身——为独立的法律人格，与任何在特定时期属于它的个体商人相分离，并比后者存续更久。

在这一框架下（最早可追溯至约公元前800年），śreṇi行会可以拥有财产、订立有约束力的契约，并以自身名义作为单一法律实体起诉与被诉，通过官方印章加以认证——从巴萨尔（古吠舍离）和比塔的笈多时代发掘遗址中出土的实物上刻有“śreṇi-kulika-nigama”，证实行会自身具有区别于其成员的法律身份。成员的个人责任止于集体实体的边界，这与界定现代公司的个人／组织风险分离如出一辙。

使行会本身成为法律人格，因而能够独立地拥有财产、订立契约和提起诉讼，成员的责任止于集体。

与个人绑定的契约在该人去世或离开时即告失效。

承认行会为法律人格，使契约不再依赖成员的更替。

将成员责任与行会义务分离，保护了个人并鼓励参与。

官方印章认证行会的身份，使其能够起诉与被诉。

当一个组织必须比其成员存续更久时，应赋予该组织本身法律地位，与任何个人的责任相分离。

śreṇi的法律结构使印度商人行会能够在成员代代更替之中可靠运作，持有财产并履行独立于任何单一商人寿命或持续参与而存续的契约与债务——治理权威、与王室官员的咨询权，以及为成员制定有约束力的内部规则的权力，都附着于行会实体本身，而非其中的任何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