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 2010 · Retraction Watch (Ivan Oransky & Adam Marcus) · Academic publishing / scientific integrity
两个记者仅仅把早已存在的科研造假记录抄到一起，造假就再也藏不住了
问题
失败记录散布在数千个互不相关的机构里，各记各的、互不相通，跟没有记录其实是一回事——没有人能看到全貌，也没有任何一家机构愿意公开自己的失败
背景
论文被撤稿时，更正只存在于发表它的那一家期刊内部——数千本期刊各自处理撤稿，大多没有义务说明撤稿原因，也让后来者难以找到这条信息。一个研究者在一本期刊里因学术不端被悄悄撤稿，几乎不用承担任何叠加的后果，因为无论是其所在机构、其他期刊还是资助方，都没有一处可以核查其既往记录。信息在技术上是存在的，但散落各处、无人索引，要一条条去翻几千个独立来源才能凑齐，跟根本没有信息是一样的。
2010年，健康类记者Ivan Oransky和Adam Marcus创办了Retraction Watch，起初只是一个报道单篇撤稿的博客；后来在MacArthur基金会（2015年起）资助下，把它做成了一个单一的、可检索的数据库，汇总各期刊的撤稿记录，并把每条记录标上真实原因——造假、诚实失误、图像篡改、抄袭——而不是沿用许多期刊模糊乃至委婉的措辞来说明论文为何被撤。
换别人会怎么做
游说期刊和机构实行更严格的撤稿政策与强制披露要求——这是面对透明缺失时标准的改良式回应。它行不通，因为信息本来就是公开的；问题从来不是期刊拒绝披露撤稿，而是几千份独立披露散落在互不相通的渠道里、没有统一归类，对任何一个想核查某位研究者记录的人来说都近乎隐形。
他们看到了什么
Oransky和Marcus看穿了这一点：散落各处、无人索引的公开信息，效果跟完全没有信息一模一样——没人能合理地把几千本期刊一本本翻过去核对履历，于是披露要求本该带来的问责从未真正发生。解决之道不是要求新的披露，而是把已有的信息汇总、统一标准，放进一个谁都能真正查得到的地方。
那一手
Oransky和Marcus不去游说制定新的撤稿政策，也不试图强迫期刊更多披露，而是把各家期刊本来就是公开的信息汇总起来、统一格式——把一个散落各处、实际上看不见的记录，变成一份任何人（招聘委员会、资助方、同行研究者）都能几秒钟查到的、单一且可比对的数据集。
为什么管用
把数千本期刊的撤稿收进一个可检索的数据库、并给每条标上真实原因，就把原本需要逐刊去翻、几乎不可行的检索，变成了几秒钟就能查到的信息。因为没有任何单一机构愿意公开自己的失败，单本期刊的撤稿记录若缺少与其他期刊的对照就毫无意义，所以价值只有在记录被合并之后才存在——招聘委员会和资助方以前看不出某位研究者履历里的规律，现在一眼可见。这份新浮现的规律本身就能制造真正的问责压力，不需要任何新的披露规定；这也是数据库使撤稿真正变得要紧之后，有据可查的撤稿量大幅上升的部分原因。
值了多少
如今追踪超过35,000条撤稿，每年新增约3,500条，月均约150,000名读者。自创立以来有据可查的撤稿量大幅上升——行业整体从2010年每月约45条涨到2022年每月近300条；Oransky和Marcus认为，这归因于汇总起的公开记录本身带来的更强审视。
什么时候会失灵
这个办法的前提是底层记录确实是公开的，哪怕散落各处——它无法挖出机构刻意隐瞒、而非仅仅不去汇总的信息，因为披露从未发生就无物可索引。它还需要持续投入，在数千个源源不断的来源里保持汇总新、归类准，这是长期的真功夫，而非一次性建成；数据库一旦过时或归错类，就会失去让它有用的信任。而且它只有在真正握有决定权的人——招聘委员会、资助方、其他研究者——愿意查看并按这份汇总行事时，才能制造问责压力，因为一份无人翻看的可检索数据库，只会带来可见度，却带不来后果。
后来呢
Retraction Watch在2025年获得科学出版社编辑协会（Council of Science Editors）“杰出成就奖”，如今依靠Crossref的机构资助运营，已成为出版商、大学和资助机构评估研究者发表记录时核对的标准参考数据库；学术诚信文献普遍认为，它仅仅是让一份本就公开的记录变得真正可用，就实质性地加大了对期刊和作者的问责压力。
资料来源
- [1]Nature — Retraction Watch featureNature, 2022media.nature.com
- [2]Science (AAAS) — Scientific retractions may become easier to spot as Retraction Watch finds new partnerScience / AAAS, 2023science.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