呢绒商约翰·格朗特从瘟疫记录中创立了人口学

自16世纪末以来，伦敦的教区职员就记录了每周的死亡和洗礼人数，自1603年起标准化，目的是为了一个操作原因：追踪瘟疫的严重程度，以便城市当局和居民知道疫情何时恶化，该关闭剧院、限制聚集或逃离城市。70年来，死亡法案纯粹从这个角度被解读——每周死亡人数上升意味着瘟疫更多，别无其他。

约翰·格朗特，一位呢绒商和布料商人，没有科学训练或机构地位，与死亡法案建立的瘟疫监控目的毫无关联。相反，他开始将同样的七十年教区原始记录视为一个数据集，可能回答收集者从未打算问的问题——死亡率如何因性别、城乡、病因和年龄而异。

由于记录中甚至没有列出死亡年龄，格朗特使用基于比率的估计技术，重建了有史以来第一张生命表，显示出对于从未直接测量过的群体，存活到任何特定年龄的概率。他于1662年出版了《关于死亡法案的自然与政治观察》，亲自向皇家学会提交了50份。

格朗特挖掘了瘟疫记录中从未列出的年龄模式，使用比率估计方法，从为另一目的收集的数据中构建了第一张生命表。

记录已经存在，分析只需要时间。

比率估计填补了缺失的年龄维度。

没有其他人对数据提出不同的问题。

局外人的视角使他摆脱了预定的视角。

为某一目的收集的操作数据往往隐藏着其他见解；对原始问题没有利害关系的局外人可以挖掘数据，开创新的领域。

格朗特的书实际上奠定了人口学和生命统计的研究领域，发行了五版，皇家学会仅凭这一工作就将他选为院士——这是对传统的显著突破，因为院士通常来自绅士和学者，而非商人；据报道，国王查理二世告诉学会，如果能找到更多像他这样的商人，就应多接纳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