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6 1922 · University of Toronto Insulin Committee · Pharmaceuticals / academic technology transfer
多伦多把胰岛素授权给 Eli Lilly 一年，然后把此后每一件相关专利都变成公共财产
问题
大学实验室能做胰岛素却做不够，而两条常规授权路线都会把药交给同一个守门人
背景
到 1922 年春，Frederick Banting、Charles Best 和 James Collip 已证明一种胰腺提取物能让糖尿病患者活下去，但多伦多大学自己的实验室勉强只供得上多伦多本地几十个病人，遑论全世界。研究型大学没有无菌规模化生产车间，没有钱建，也没有销售网络——在有一家工业制造商能安全大规模量产之前，这项发现对芝加哥或伦敦的糖尿病患者毫无用处。
大学授权的两条常规路子有一个共同的毛病。把专利一次性卖给报价最高的药企，交易一成交，大学对价格和供应就再无非议。或者把永久世界独占权交给一家公司——几乎必然是资金最雄厚的 Eli Lilly——于是只有这家公司决定胰岛素多快能到病人手里、卖多少钱。一种生死攸关的药，会属于谈判的赢家，而不是需要它的糖尿病患者。
换别人会怎么做
1922 年一家缺钱的研究实验室通常会走两条路：把专利一次性卖给愿出最高价的药企，或者为拿稳版税把世界永久独占权交给一家公司。两条路都会把救命药交给一个守门人，由他定价格、定供货节奏。
他们看到了什么
委员会看清了原始的胰岛素专利不是真正的杠杆点——之后接踵而来的每一件改进专利才是。一年独占权给了 Lilly 足够的建厂动力，又没把控制权永远交出去；而规定底层专利始终由大学（而非 Lilly）持有，意味着期限一到多伦多就能授权别人。把对专利池的贡献——即把自家改进专利转让回来——当作获得任何授权的门票，就把每家制造商私有的研发变成共享的公共地，而不是竞争壁垒。
那一手
多伦多胰岛素委员会没有二选一，而是把授权拆开：Eli Lilly 获得在美国和中南美洲制造销售的一年独占权——足以支撑它投钱搞大规模生产——而世界其他地方的专利权仍归大学，大学把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和丹麦的 Nordisk 实验室另行授权。随后 1923 年委员会加上了真正的关键机制：每个被授权方，包括 Lilly，都必须把自己改进工艺所获的专利转让给大学，大学把它们收入专利池，再把改进方法授权给其他所有制造商。
为什么管用
给 Lilly 的独占权设定年限，让它有资本确定性去投大规模生产，又不至于让这笔投资凝固成永久控制。专利池条款则意味着当 Lilly（后来的 Squibb、Parke-Davis 等）解决了诸如提纯胰岛素等电点之类的生产难题时，改进方法会经大学回流到每一个其他被授权方，而不是留在自家手里。于是制造商只能比谁生产得更高效，而不是比谁能把对手挡在更好的工艺之外，供应上升、价格下降的速度远超独占版权少会达到的。
值了多少
到 1923 年 11 月，多家被授权制造商在比拼生产效率，而不是比拼专利独占；光 Connaught Labs 一家每周就生产 25 万单位胰岛素，并在一年内把单价从 5 分降到 2 分。没有任何一家公司垄断过胰岛素供应，多伦多大学 1923 年到 1967 年间从版税累计收进约 800 万加元，自己却连一瓶都没生产过。
什么时候会失灵
专利池只有授权方手里的法律筹码足够，能把专利转让真的变成授权条件、并且市场上不止一家像样的制造商愿意竞争、而不是有一个能直接拒绝条款的霸主时，才管用。它还有赖于底层专利确实是瓶颈——如果竞争者能低成本绕开专利池里的专利，池子就抓不牢了；而一旦专利本身过期（胰岛素的专利就是如此），它维系的价格纪律也随之失效。
后来呢
这个结构如今被科学史家引为大学「为公共利益专利」的早期自觉案例，Banting、Best 和 Collip 的一美元转让成了胰岛素人人可得的开山传说。但传说被后来发生的事打了个折扣：原始专利和专利池义务早就过期之后，21 世纪美国胰岛素定价成了药企坐地起价的代名词——提醒人们，压住价格的是这个机制，而不是其背后的善意。
资料来源
- [1]Chapter 3: The Making of InsulinConnaught Fund, University of Toronto, 2021connaught.research.utoronto.ca
- [2]Insulin Patent Sold for $1Banting House National Historic Site of Canada, 2018bantinghousenhs.c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