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ted States Congress / Abraham Lincoln, 1863

问题

联邦军队的承包商卖劣质军需品，还能全身而退

到1862年，联邦军队的补给链已成系统性欺诈的目标：国会调查记录在案，承包商倒卖霉变的军粮、别家拒收的劣质步枪、一下雨就烂掉的布料缝成的军服，以及病弱到不能上阵的马骡——全都按全价向政府报账，而士兵们在战争中却用不上能用的装备。

政府自己的调查员和审计员，根本无法在欺诈发生的当口守在每一个补给站、仓库和送货现场；等到一批坏步枪送到前线，单据和利润早就不知去向。真正能在实时知道一批物资有诈的，只有承包商手下的雇员、竞争对手和生意伙伴，而这些人没有任何理由站出去揭发。

多招政府审计员和检查员，直接抓承包商欺诈——这是常规执法手段，而正处战争中的联邦政府，既没这笔钱也没这时间，无法快过这个已经积弊多年的供应链欺诈问题。

政府真正缺的不是「一旦知道往哪查就能证明欺诈」的能力，而是「一开始知道往哪查」的能力——因为唯一实时看见欺诈发生的人，都在承包商的内部运作里，而他们没有任何动机去告诉别人。给一笔实打实的追回分成，而不是仅仅把举报变得合法或爱国，使得「保持沉默」这件事本身就变成了内部人按日亏的钱。

1863年3月2日，国会通过《反欺诈法》，复活了一种叫「qui tam」、在英国法律里可上溯几百年的机制：知情者可以以政府名义起诉承包商，并分得政府最终追回款项的一部分，最多到一半。

让公民直接提起诉讼，而不是只向一个可能受理、可能不理的政府机构递举报线索，等于把执法能力直接交到手里已握着证据的人那里，完全绕开政府有限的调查容量。把赏金跟实际追回的数额挂钩，让举报人的利益和政府自己一致——只有欺诈是真实并且能证明的，他们才拿得到钱——这比发固定赏金更能滤掉站不住脚或恶意的举报。

这条法律给了恰好有资格实时抓承包商欺诈的人——内部人、对手、心怀不满的雇员——一个直接报案而不是保持沉默的经济理由，把政府无论如何来不及雇人或培训出来的执法能力，变成只需用利益就能激励出来的东西。后来修正案削弱了分成，它大半世纪被搁置，直到1986年恢复更强的激励。

它依赖法院和检察官把举报人当作可信的伙伴而不是麻烦，也依赖分成大到足够抵偿告雇主或生意伙伴的个人与职业风险。后来修正案削弱了 qui tam 分成，举报立刻塌了几十年，直到1986年把激励恢复——这证明这个机制只在它被校准好的那个特定激励强度上才生效，不是任何正的数额都行。

自从1986年复活，依据《反欺诈法》的 qui tam 诉讼每年替美国政府追回数十亿美元，来自医疗、国防等各类欺诈；林肯时代的这套机制，至今仍是证券、税务等其他监管领域「向普通公民付钱去做政府审计员一个人做不完的事」类举报奖励法规的直接模板。